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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大败局》之铁本事件

0 生活 | 2007年10月27日
这是一个从篙草丛里长出来的苦孩子,他出生在江苏省常州市一个叫渎南村的小村庄里,12岁那年,因家里实在太贫穷,只好辍学去谋生活,第一份工作就是捡废铜烂铁。他在商业上似乎有特别的天赋,在稍稍积攒了一点钱后,他就去买了一台压块的机器,将收来的碎铁压成铁块,可以卖出更高的价钱。1996年,戴国芳注册成立江苏铁本铸钢有限公司,注册资本200万元,“铁本”之意,以铁起家,不离本业。到2000年前后,铁本的厂区面积扩大到了18公顷,拥有1000多名工人,在当年度的《新财富》“中国400富人榜”上,他名列第376位,估算身家为2·2亿元。
2001年之后,随着宏观经济的持续高速成长,钢铁价格普遍持续上涨,几乎到了“一天一价”的地步。铁本厂的门口,来自全国各地的大卡车每天排成长龙,等候提货,这样的景象天天出现。按戴国芳的估算,中国的这股钢铁热起码还可以延续5到6 年,他决定新建一个更大的钢铁厂。
铁本的新建计划得到了常州市政府的热烈支持。常州与苏州、无锡并称“苏锡常”,但大型企业却是一条短腿,谁都知道,钢铁是一个大投入、大产出的产业,铁本的梦想一下子变成了常州的梦想。在常州的很多官员看来,戴国芳是一个值得信托的人。他面庞削瘦,寡言,平生没有任何爱好,只是整天窝在工厂里,和技术人员厮混切磋。他是当地出了名的“五不老板”,不坐高级轿车,不进娱乐场所,不大吃大喝,不赌博,甚至不住高级宾馆,平日生活十分俭朴,家中所有积蓄都投到了工厂里,父亲和继母一直在乡下种菜为农。他的一家,住在钢铁厂里一栋很是简陋的小房子里,房屋的一面墙被大卡车撞了一个口子,他也没有在意。他常年开的车子是一辆抵债来的桑塔纳2000,即便是成了富人榜上的亿万富翁,也不改节俭本色。
在一开始,戴国芳的设想并没有如后来那样的宏大。他提出的规划是建一个比现有产能大一倍多一点的新厂,然而,在官方人士的热情推动下,铁本项目一改再改,日渐膨胀,在短短的六个月里,项目规模从一开始的200多万吨级,最后被定在840万吨,规模占地从2000亩攀升到9379亩,工程概算为天文数字般的106亿元。
在那个时候,铁本的固定资产为12亿元,净资产6·7亿元。以这样的资本规模要启动一个超百亿元的项目,无疑是“小马拉大车”。戴国芳对属下说,“地方上这么支持,上哪儿找这么好的机遇?”也正是确认了政府支持的讯息后,当地银行对铁本大胆放贷,它一下子获得了43·99亿元的银行授信。
一家民营企业要启动一个投资上百亿元、占地近万亩的钢铁项目,是很难得到中央有关部门的批准的。中国经济改革,向来有“闯关”的传统,所谓“看见绿灯快快行,看见红灯绕开行”,很多改革便是在这种闯关中得以成功实施,在日后流传为美谈,也有不少在这过程中黯然落马,成为违法的典范。这种改革发展与制度设计的落差,成为贯穿中国企业史的一个灰色现象。常州人在铁本项目上,也尝试了“闯关”,铁本的840万吨项目被拆分成七个子项目和一个码头项目分别上报,铁本相应成立了7家徒有其名的“中外合资公司”,在建设用地的权证审批上,用地被“化整为零”,切分成14个土地报批申请。项目所在的常州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在一天内,就火速批准了所有的基建项目。戴国芳日后在看守所里对前来采访的记者说,“当时的所有手续都是政府去搞的,我们也没有去过问这些事。当政府说可以动了,我们就开工了。”
跟几乎所有的领域一样,民营钢铁企业一直有成本上的优势,民企炼铁成本比国企要低60到90元/吨,炼钢成本低60到150元/吨,成品低100到300元/吨。因而,戴国芳说,“就象家里造房子一样,你去买一套现成的房子,它贵得很,我们自己去买材料做,它就能便宜50%吧。我们搞一个高炉只要3个多亿元,而人家要7个亿,乃至8个亿。”为了形成长远的成本优势,戴国芳还与澳大利亚的一家公司达成了长期的铁矿石供应协议,比市场价格便宜很多。
2003年底,宏观投资过热渐成决策层的共识。12月23日,国务院办公厅下发《关于制止钢铁、电解铝、水泥等行业盲目投资若干规定的通知》,要求各地运用多种手段,迅速遏制盲目投资、低水平重复建设的势头。就这样,戴国芳和他的铁本,被卷入了一场始料未及的惊涛骇浪。
处在事件漩涡中的戴国芳一直不清楚,事情怎么会变得越来越糟糕,那些日子他整天在工地上奔波,根据他的预算,到5月底,钢厂的第一支高炉就可建成,马上可以投入生产,到那时“生米就煮成熟饭”,他对手下人说,“这么大的项目,建成就建成了,最多是罚款,不可能拆掉。”然而,事态远比他想象中的要严重得多。面对声势浩大的调查,从来没有应付过大场面的戴国芳方寸大乱。他和他的谋士们“天真”地认为,铁本的问题也许化钱能够摆平。于是,他向上级呈递了一份“自查报告”,内称, “我公司有虚开发票近2亿元,抵扣税额近2000万元……戴国芳疏于管理应承担相关的责任。”戴国芳将抵扣税款迅速补交至当地的国税局。出乎他预料的是,正是这份自查报告在两年后成了检察院最有力的指控证据。
3月20日,遭到巨大压力的常州市组成了铁本项目清理工作领导小组,紧急下达了停工令。一个由九部委组成的专项检查组赶赴常州,对铁本项目进行全面检查。这是自1991年的柳市事件后,中央九大部委第二次针对一个地方项目进行空前的联手行动。戴国芳被捕,新华社发稿列举了联合调查组认定的铁本五大问题,包括越权审批、违规征地、骗取贷款、违反贷款审批及大量偷税漏税。雷霆万钧之下,铁本终不得苟延。它成为一场轰轰烈烈的宏观调控运动的牺牲者。在它被严令停工的时候,银行贷款资金的投入已经达到26亿元。
最开始的时候,外界认为,铁本项目这么轻易获得地方政府的支持,肯定又是一个官商结合的典范,但随着调查的深入,一直没有迹象显示这其中存在腐败现象。除了钢铁,草根十足的戴国芳好象人情不通、政治不懂。2006年3月下旬,在被羁押两年之后,铁本案在常州市中级法院开庭。检察院的公诉书却让在场的所有媒体都大吃一惊。戴国芳等人被控的罪名为虚开抵扣税款发票罪,涉案金额1·6亿元金额。两年前铁齿铜牙般地认定铁本的“五宗罪”竟无一被指控。
很显然,戴国芳陷入了一个始料未及的法律陷阱。他所面对的指控与两年前拘押他的理由完全不同,但却同样可能让他无法自清。
在铁本被严处之后的几个月里,全国的钢铁产量似乎得到了短暂的控制,可是从6月份起就逐月加速回升,7月份开始日产水平连创历史记录,至10月份更是突破日产80万吨,达到80·44万吨。前10个月,全国累计生产钢材2·72亿吨,比去年同期增产24·12%。 2005年,产量继续在高速增长的轨道上前行,全国生产钢材3·71亿吨,同比增长又达到24.1%。更有意味的是,在2004年,全国只有两家钢铁厂的钢材产量超过1000万吨,而到2005年则一下子猛增到了8家,其中除了沙钢,均为国营大型企业。从数据的意义上看,铁本的“杀鸡儆猴效应”并没有真正达到。
“每一块钢铁里,都隐藏着一个国家兴衰的秘密。”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·卡内基的传记作者W·克拉斯如是说。铁本和戴国芳的故事也是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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